高雷雷所言,人在江湖不能自已

前中国足球掌门人南勇,从一名速滑运动员,到一名沈阳体院学生会干部,再到体委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然后成为体育总局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最后因腐败沦为阶下囚。他的人生轨迹向我们诠释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体制之祸,亦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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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勇用13年爬上一把手位置

前日,前国脚、北京国安功勋球员高雷雷,怒发微博揭露曾经在中国舆论场甚嚣尘上的“花钱买国脚”,将那一段不堪的国足黑史再度搬到看客眼前。

据大陆媒体报导,中国国家体委到沈阳体院选拔干部,学生会主席背景的南勇被一下子挑中。随后,他成为国家体委人事司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关于如是传闻,究竟真相如何?“买位置”、“私下权钱交受”的根源到底在何处?贝克足球小篇浅叙,难绘全局,只求一窥史册,以示今人。

1997年,36岁的南勇从人事司中层干部的身份,升格到中国足协担任副主席,他作为体育总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和足管中心接班人,坐到了大连金州的看台上,目睹了中国队在十强赛中失去法国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全过程。那时的南勇,自诩不懂足球,与足球的唯一联系,是身为体委足球队的主力前腰,用他的话讲:“踢球是为了锻练身体,几乎不看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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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尚未登上中国足球中心舞台的南勇,第一次出现在媒体的镜头中,而且这是一次惨痛的经历:1998年8月,陕西国力客场输给了云南红塔,赛后陕西队主教练贾秀全暗示队中有人打假球,这就是中国足球历史上著名的“隋波事件”。“隋波事件”发生后,作为足协领导之一的南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的一通追问搞得手忙脚乱,结结巴巴,最终连说了18个“这个”,稚嫩之气尽显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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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勇2000年分管国家队,他在足协的铁腕形象开始建立,他在十强赛出线时与米卢之间的恩恩怨怨已广为传播,甚至被媒体演绎为“米卢说,南是我在中国最敬畏的人”。所谓的敬畏,是米卢当时与某女记者关系密切,甚至打算在十强赛期间,脱离球队搬到那位女记者所在的酒店楼层,结果南勇一句 “换房间可以,先把辞呈交上来”。

从疑点重重的成都保卫战,到渝沈悬案,再到白川主导的阿里汉走马上任、“爱福克斯赞助案”……中国足球的假赌黑腐,始于1994年职业化,峰于南勇当政的十年(1999-2009)——这里的“当政”并非指南勇担任足协一把手,而是自其掌管男足国家队事务就已开始。

不过那时的足协掌门人是阎世铎,在与南勇的权力斗争中,他攫取了大部分的实权。2003年,中国女足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上未能完成既定目标杀入四强,作为国字号球队的直接负责人南勇,因为“问责制”受到牵连。到2004年,南勇在先后分管国足和联赛后,被彻底的边缘化,挂着足协专职副主席之职,却只能分管足协下属的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一份绝对的闲职。

正是从2000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以及2001年的十强赛开始,国家队贩卖“国脚”标签的价值开始显现。那是中国男足的巅峰时代,也是“国脚”身份的高价时期。

但仅过一年南勇就东山再起,2004年,中超联赛出现混乱局面,有包括北京国安在内的多达7支球队意图退出中超联赛,面对这种变故,阎世铎无计可施。此时以手段强硬著称的南勇及时摆平了几家俱乐部。一年后南勇被任命为足管中心中共党组书记,晋升正局级。

那时,如果能够入选国家队的集训,在俱乐部的利益将被放大到极致。正因如此,众多球员以及他们的家长,在通向国家队的道路上无所不用其极。最大的诱惑力,当然来自于散发着最诱人味道的金钱。

但在谢亚龙上任后,南勇再度被推到了权争的前沿。他们两人的内斗,或明或暗地呈现着。爱福克斯赞助一事,让南勇在这场内斗中彻底落败。据说,当时此事是谢亚龙主要负责,但他或许已感觉有问题,将此事让给南勇谈,最后时刻在签合同时,也是南勇签字,从此让他背上一个至今都甩不掉的包袱。当年,爱福克斯事发后,据说南勇就此萎靡了好一段时间,而谢亚龙也借此完全掌握了足协内外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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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权争失败,让南勇在蛰伏的时间里完成了某种原始积累:他分管过国字号到联赛的各个部门,他接触了足协几乎每个部门的工作,并与各俱乐部投资者和官员相交甚好,积累了相当的人脉资源,也完成了自己的“权力布局”,足协多个核心部门都有他的亲信嫡系。

从韩日世界杯预选赛开始,彼时的“市场价码”大致如下:国家队“马甲”20万,主力替补30万,首发主力50万。

2008奥运之后,谢亚龙因为国字号在奥运的拙劣表现,引咎离去,南勇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统帅了足协的全部事务。

只要是参加过最后的十强赛以及2002年韩日世界杯三场正赛,一个球员的收入(个人赞助、俱乐部奖金、地方体育局和足协的奖金)将至少200万,回到俱乐部之后拿到的续约薪水也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权力斗争中的杀手镧:匿名信

想想李明落选米卢的世界杯大名单时,在首都机场和父母痛哭流涕的画面。其中自然有足球层面的遗憾,但想必同样包括经济受损的愤恼。为何带高尧而不带李明,米卢从未给出过解释。

从进入足协到爬上一把手的位置,南勇用了整整13年时间,而从一把手到被抓,却只有短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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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匿名信被认为是南勇最终身陷囹圄的导火线。封中揭发了南勇与经纪人白川相勾结,促成了荒唐的“爱福克斯赞助中超”合同,同时在分管国足与联赛期间大肆敛财,把一个“真实”的南勇暴晒出来。

正是从2001年十强赛以及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一些俱乐部开始为国脚提供200万、300万甚至400万的年薪,这在中超金元时代之前,绝对是史册浓重的一笔。

在2002年底,南勇作为国足选帅组组长远赴欧洲,出人意料地带回了一位叫阿里汉的荷兰人出任国足主帅。而此前媒体的猜测,更多的集中在特鲁西埃、范哈内亨等知名教练身上。其中比利时籍华人白川功不可没:他在南勇去欧洲之前,就通过层层关系联络到南勇,并许以各种好处,最终将南勇带到了阿里汉的面前。

那些从2000年至2002年间成为国脚的队员(79届,81届,83届),不仅从转会中捞取了大量的好处,后来四年之内挣到的年薪,也让其他球员一辈子难望其项背。

在交给阎世铎及其他足协领导的报告中,南勇将这位球员生涯相当显赫的荷兰国脚,描绘成一位郁郁不得志但其实很有水平的“欧洲高水平教练”,45万美元的年薪,可谓货超所值。当然客观而言,即便是在阿里汉之后率领国足折戟世界杯预选赛,我们也无法评判阿里汉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但不容辩驳的事实是,此后曾经执教重庆力帆和天津泰达的阿里汉,并不嫌弃20万美元上下的年薪,可见当时45万美元的年薪中,白川和南勇作为牵线人和决策者,受益颇丰。

正是南勇领衔的那届国家队,开创了权力寻租的先河,让贩卖国脚达到沸点。

2006年,南勇再次赴欧洲,陪伴他的还是白川,这次不是选帅,而是选择中超的商业赞助伙伴。一家叫“爱福克斯”的网络电话商,很快成为中超联赛三年赞助商,合同金额600万欧元,一度令足协内部和媒体欢欣雀跃。但最终的结果是,中超公司仅仅从爱福克斯处得到了60万欧元的真金白银。这家公司企图借赞助中超进入中国市场,结果,因经营策略和市场判断出现严重失误,迅即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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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封著名的匿名信中,披露了白川当时充当掮客,帮助这家毫无商业信用和资金实力的公司“孤注一掷豪赌中国市场”,从中赚取了“几十万甚至近百万欧元”的中介费。当然,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属于合同的决策者南勇。值得一提的是,南勇在这桩合同注定破产后,依然遮遮掩掩拖住了足协状告爱福克斯的步伐。直到2008年,这桩官司才正式诉诸法庭,结果可想而知,已经破产的爱福克斯,和同样“神秘破产”的中介人白川的代理公司,无法给这笔高达5400万人民币的损失带来任何弥补。

特别是2002年世界杯之前,除了那些必须起用的绝对主力球员之外,其他球员谁都有希望挤上韩日世界杯的列车。对于不少球员来说,谁去只是名字上的差别,实力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

体制之祸 亦是人祸

这就是权力腐败被巧妙利用的地方,其造成的权力寻租往往更加隐蔽。

南勇腐败一事,是“官商勾结”下的典型性权力腐败。也只有当权者才能做到这一点。南勇在自己主管的领域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没有受到任何的监管和监督,他的特权和寻租的商家或者个人形成一种默契的合同关系。这是权力的可怕之处,也是权力能够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关键所在。

为了挤上通往韩日世界杯的独木桥,球员们开始利用美元、港币以及人民币等各种五花八门但同样具有诱惑力的货币,进攻着所有可能让自己“升天”的关卡。

“官商勾结”是所有腐败中杀伤力最大的,因为,只要当权者动用手中的权力,居心不良的商家就会在众多竞争者中不战而胜。隐藏于官场之下,周旋于商家之中,最终实现多方共赢。南勇收受贿赂,通过自己拥有的权力出让世界杯预选赛的主场承办权、疏通关系让某支球队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利用权力让某位教练上位,最终导致各个级别的比赛都“掺假”。

甚至不少网络平台以及其他媒体,也以签约专栏的形式,用天价稿酬买断球员在韩日世界杯上的话语权。

滋生这种权力腐败的,必然是残缺的体制。南勇的问题并不是在2009年1月19日成为足管中心主任之后才有的,而是长期积弊的结果。从1999年主管联赛以及2001年主管国家队开始,作为足管中心副主任以及足协副主席,南勇既是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政府官员,又是拥有能够决定市场利益和相关赛事运作的副主席,两种权力没有形成牵制和监督,而是在商业利益面前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南勇一手紧握政策的“官”,一手把持可产生经济效益的“商”,这使得官商一拍即合。而在监管监督层面,两块牌子交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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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大陆媒体人的眼中,这位南掌门是在体制的夹缝中,为数不多为中国足球“干一些正确事情”的有为官员。但他毕竟生活在这个龌龊的江湖中,他也是体制的一部分,潜规则的一部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错的究竟是江湖,还是身在江湖的人?其实,最大的大鱼不是南勇、杨一民,也不是传言中更位高权重的体坛高官,最大的大鱼是“体制”。但所谓体制,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体制之祸,亦是人祸。 ()

那时候,一个球员从一家媒体拿到的稿费就达到60万。个别明星球员甚至签约三家以上媒体,在日本口袋里经常装着有三四个手机,接电话时恨不得变身“八臂哪吒”。

不少绝对主力,在韩日世界杯上仅从媒体专栏获得的新闻收入就达到了200万,其他球员也轻易超过100万。相比那三五十万买国脚身份的钱,收益显然更高。

而那也是足球记者的黄金岁月,“八千足记”的传说和彼时足球记者过万月薪的佳话,映证着那个钞票满天飞的足球年代。

仅仅十强赛出线时,中国足协跟队的工作人员一次性奖金就高达28万。2001年10月下旬,足协内部工作人员的工资卡上,就突然多了从2万到5万不等的奖金,后来知道那是十强赛出线之后大家分得的奖金。

至于其他各路商家赞助的奖金,外人就无从知晓了。南勇熟悉其中的一切,原本他是想“管理”一下的。但是后来他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默许了球员靠贩卖韩日世界杯话语权来挣新闻界的巨额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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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有媒体报道称,南勇本人已被同化。一个明显的事件:米卢率队征战世预赛期间,有国内媒体曾把南勇在19天里和米卢的每一次会议争吵、交锋的内容写得清清楚楚,而且使用的都是直接引语。

国家队最高“机密”被如此出卖,阎世铎当时大光其火,随即封杀了参与报道的报社。在中国足协内部,阎世铎也进行了严厉的清查,经过较长的时间终于把事情整理清楚:消息是从国家队内部泄露的,有消息显示,其中的两名球员各自拿了报社的20万。

到最后连南勇也被牵扯进去,所以泄露消息的人才没有收到严厉惩处,利益纠葛实在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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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能不能查出问题,国家队“贩卖国脚”、“兜售新闻”,南勇等高层也深陷其中,均是足坛公开的秘密。

即便是在2002年的时候,国青队三名队员“泡吧事件”引发了国内的强烈反响,导致张帅、路姜、徐亮三名球员被沈祥福开除出队——南勇还专门给其中的一名队员打去电话,称为了这件事情足协做了大量的工作云云——那名球员立刻意识到其中的“玄机”,回去和自己的父母商量。

结果这名球员的父母说,“靠能力踢球吃饭,犯不上拿10万或者15万去买一个位置”——这是权力寻租过程中不多见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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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十强赛和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的火爆,迄今为止只有一次。后来,国家队“贩卖国脚”就很难通过那样的方式来敛财,只能通过向那些没有入选过国家队的球员,或者让那些能力低下的球员留在国家队来获取利益。

2009赛季,也就是南勇落马前的最后一个赛季,16支中超队伍中,每支球队的11名主力阵容里平均有3名外援担任主力,其余8人为国内球员,共128名球员中有入选国家队的经历,而当年度的国脚数量为惊人105人,比例高达82%!国家队黑乱程度可见一斑。

除了杨一民主管国家队的两三年之外,南勇是主管国家队时间最长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即使他本人没有收钱,但是必然纵容了手下,或是对手下敛财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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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国脚的利益是巨大的,十几年来,国家队的主帅更迭不断,球员进出频繁,永远不变的就是国脚身份的含金量居高不下。那些掌握公权力人士的“黑金”,就会源源不断而来。

分管国家队的主要官员,如果热衷于此,平均每个人从球员处获得的利益单次集训超过100万,完全小菜一碟。

不仅如此,每次出国时球员们还会把5000元一顶的帽子,8000元一副的太阳镜,6000元一个的卡包,20000元一个的 LV 包,或者劳力士、江诗丹顿……悄无声息间就塞向了某些官员身上。有时候,甚至都不避讳旁边的其他队员。或许,他们是故意让其他队员看见,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

最典型的,郑智和张永海都曾向时任国足领队蔚少辉分别送过一个LV提箱和一块劳力士。李霄鹏退役后也曾给蔚少辉打过数额不详的款项,为了在国字号谋一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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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队的利益链条上绝对不仅仅这些。在2008年的南非世预赛上,国家队的一些热身赛也存在这样的关系。

当时承包中国之队商务的盈方体育集团,在运营国家队热身赛的时候,总是莫名其妙受到来自中国足协高层的压力。很多时候,盈方集团自己运作的热身赛得不到支持,倒是类似于美国体育这样的体育经纪公司经常能够取得成功,而且多数时候为国家队寻找的都是一些俱乐部队。

比如2006年找来的科特布斯,比如2007年运作国足去美国和盐湖城踢友谊赛,比如2008年1月份的阿联酋国际邀请赛,除了阿联酋国家队和中国队之外,其余两只球队都是俱乐部队,包括4比0击溃中国队的汉堡队。

国家队2008年1月份打完和阿联酋以及汉堡队的比赛之后,曾经计划前往黎巴嫩和叙利亚继续打两场热身赛。但南勇认为黎巴嫩和叙利亚国家队的水平不够,对国足锻炼价值不大,希望中国队能够到土耳其去打两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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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快,南勇的好哥们白川又出现了!他给足协传来了土耳其的安排以及报价。但是因为白川的报价实在高得离谱(他和南勇希望像两年前操作爱福克斯案那样,拿到更多回扣),国家队最终无缘土耳其之行。

因为主管国家队多年,在如何控制球队上,绰号“南头”的南勇的确比别人更有手腕。即使是老狐狸米卢,也不得不向南勇低头。米卢曾说,“我谁都不怕,包括阎世铎。我只怕一个人,那就是南勇。”

后来卸任国家队主帅后,米卢和南勇也有很多接触的机会,但几乎每次都不欢而散。

2007年5月底,朱广沪率队到美国拉练,米卢正好在美国,他给国家队送去了几本自己喜欢读的书,结果导致包括南勇在内的多名国家队人士的不满。因为在中国话音里,赛前送“输”,是难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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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南勇对主帅的用人以及选拔球员都参与意见。

2007年5月,因为和谢亚龙的关系越来越差,南勇主管国家队和85届国奥(备战北京奥运的那一批)的权力被谢亚龙收回,南勇在两支队伍中的话语权被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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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7日,亚洲杯小组赛第三战,中国队和乌兹别克决战前夜,朱广沪确定了7月18日的主力阵容。和此前两场小组赛相比,除了李雷雷、郑智和李玮峰三人之外,朱广沪还调整了两名主力,国家队主力阵容更换了5人。

事先与部分国脚已有勾连的南勇则对此非常不满,但因为权力太小,南勇和国家队教练组的其他成员最后委托时任国家队管理人员的李霄鹏,代表大家去和朱广沪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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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组前两场比赛打得不错,自信心极度膨胀的朱广沪毅然拒绝。习惯了绝对控制的南勇,是不甘心自己在国家队被边缘化的。所以他必须想方设法挑战谢亚龙和朱广沪的权威,为自己大权旁落的失落平反,也为自己可能的利益链条的断裂而讨回公道。

2007年7月18日下午,中国队和乌兹别克决战前的准备会上,南勇当着所有人的面提了出来,认为朱广沪安排的主力阵容不妥,更换还来得及。谢亚龙则立即制止了南勇,要求按照朱广沪的部署做。

最终,国足0比3大败,国内一片哗然、几近地震,毕竟仅仅三年前中国男足还在北京打进了亚洲杯决赛。

由此,南勇与谢亚龙的私人关系也持续冰冻。

2007年8月,在中国足协的全体人员大会上,南勇总结亚洲杯时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并称是谢亚龙不让朱广沪更换阵容而导致国足惨败。尴尬的谢亚龙只好打断南勇解释说,“那时候我认为实际上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才打断南主席不要让朱指导更换人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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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杯落户东亚两国的那一刻起,「打进世界杯」就成了一项极大概率夺取成功的民族热点,同时带来的便是全国各界各层不遗余力的狂热投入,以及由此衍生的足球圈利益交换、权钱诉求。

从十强赛各城市对主场选定的争夺,到球员间为一个首发展开的明争暗斗、不择手段……巨大的肥肉,吸引着每一位流着哈喇子的“足球人”。而“贩卖国脚位置”,自然于此体系中不在某些人士之话下。

文生愤懑,仅慰今人。只愿中国足球向好。

作者@欧洲金靴诗性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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